印记

我带着你的信离开

月亮做的车轮旋转旋转旋转

一场措辞精确的雨后

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些事情

困在被诗歌沾湿的泥土里

我们离开镇子后发生的事

我们一直在思考,离开镇子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在上周二穿过沙漠。不知道什么方向的风卷着干草团,州际高速公路笔直穿过了燃烧镇。沙漠行车是很无聊的一件事,你会全然忘记了时间的概念,心跳变得缓慢,思考的速度也变得很慢,早餐吃什么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思考了十个小时,感觉起来还似乎是不久之前的事情。之后日夜开始颠倒,满天星斗的边上就是一轮红日,在这里小时是以油箱表计算的,有的小时里你会看到更多的鹰,有的小时里你看不到一只鹰,只有风。风吹着车子,有不得不拐弯的倾向,这能让你分清左右方向,却不能分清前后,幸好有高速公路存在,也或者算是一种不幸,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清楚在前进还是倒退。我们就这样开进了燃烧镇。

离开燃烧镇之后,我们就无法停止思考,这个镇子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燃烧镇去了哪里?很明显,燃烧镇在自主地移动,似乎在朝着某个方向前进。发现这件事是我们刚进镇子的时候,买面包的一小会儿里,停在路边的车子倒退了十米;我们的帽子、手套、和地图都会斜着向西南飞出去;我们向某个方向走路更轻松,而另一个方向更艰难;这些是显而易见的,而进入镇子时候又难以发现。这是因为属于燃烧镇本身的物件并不受移动的影响,换而言之,燃烧镇是一组相对运动的关系,所有属于这里的东西都按照相同的速度移动,加油站不会撞上居民楼,面包不会飞走,行人向各个方向自由移动。而对于我们而言这个移动又是绝对的,我们会撞上加油站,我们的帽子会逃走。因此,在燃烧镇的前半个小时我们手忙脚乱。后来我们懂得了道理,就各买了一件本地店铺售卖的套头衫穿上,这样一来,我们与镇子能微妙地匀速而不至于四处乱撞了。我们在车的后备箱里放了一座燃烧镇生产的铜质小钟,它就像一个小马达,左右推着汽车移动,有了它我们就放心地在镇子里闲逛。镇子摇摇晃晃地挟着我们移动,像在一个巨大的钟表内部。

此外,燃烧镇的时间也不对劲,这里的时间和人的心情相关,高兴的时候时间就过得快,你瞧街上的孩子,早上起来一起玩耍一小会儿就回家睡觉了,情侣进了电影院眨眼的功夫又出来回家去了。独自行走的人忽快忽慢也是这样的原因,他们在思考乱七八糟的事。商店和加油站为了让员工能够顺利工作而不至于隔一会儿就下班回家,都在播放悲伤的新闻。这是一门管理的艺术,加油站的新闻需要悲伤而又不至于太过悲伤。如果悲伤不足,则员工很快想起快乐的事(比如今晚的约会)而提前下班;如果悲伤过度,则连行走抬胳膊等动作都迟钝,受了他的传染,连油枪也变慢了,加一升油需要等三次天黑。因此,加油站循环播放另一个州另一座小镇的本地新闻,这些新闻的特点是非常具体而又非常空洞,不至于令人出神,又不至于令人感兴趣。其实如果偷换了人物和地名,这些新闻也可能是燃烧镇的本地新闻,但是就因为它不是,才造就了慢性的悲伤。我们在加油站的时候,就像在一个巨大果冻的内部。

就像我刚才说的,燃烧镇的人需要过一种相对的绝对生活。外来的信件需要包在本地信纸里才能递送,于是有了镇口的造纸作坊;外来的人和车需要用本地套头衫和小钟表固定住。每一条快乐的事都要跟随一件悲伤的事,中和下来时间才可以平均。可惜这样得来的只是时间上的平均,人们忽快忽慢,忽喜忽悲。对话里一边已经过了三天三夜,另一边还没听完第一句。所以这里的人不太经常交谈。不交谈的结果是语言也变异了,既短促又绵长,有的短词包含了七八十种含义,有的长句却只传达一个问好。我们没有学会这套话,所以沟通起来很费劲,像在一间气闷的桑拿房内部。

至于燃烧镇在我们离开后怎样了,有两种可能。首先第一种就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燃烧镇少有外人来访,外人也对镇子影响甚微。从时间尺度上而言,这个镇子已经很老了,人在将死的时候时间会变得很慢,一眨眼就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另一种可能就是镇子已经被烧光了。我们在燃烧镇放了一把火之后,已经过去了四箱油的功夫。关于我们在燃烧镇放火的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来到镇上加了油,买了面包(这面包没出镇子就已经发霉了,怪不得店员嘱咐我们立刻吃掉),参观了镇上的怪书店(里面的书也有本镇的语言特色,大部头的著作常常只薄薄一册,短篇小说却像砖头一样厚),在那里我们遇到了镇上的智者,智者和我们交谈的时候陷入了悲伤,手里的烟点燃了某本童书(非常厚)的第三册,又引燃了笑话集,这些东西烧得很快,多亏有几页诗集阻燃,我们才得以逃脱。书籍燃烧的气味又好闻又酸臭,像在一口棺材内部。

智者对我们说的话大抵如下,他认为外人应当努力欣赏燃烧镇的生活,这是一种纯粹的人本自由(他说到此处变得非常快),镇子上的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钟表,按照自己的节奏行走。最棒的一点就是,当你拥有了自己的钟表,你的时间就不再是忽快忽慢,而是内在地平稳均匀了起来,社会关系像一张伸缩的渔网,有机地生长,世界上再没有哪里可以有如此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燃烧镇本身就是由我们这种疲惫的旅人组成的。听到这里我们闭上眼,感受身边粘连稠密的自由空气,就像是玉米糖浆一样舒展压缩。粘稠的回音好像在说:欢迎来到燃烧镇。有这么一瞬间,我们看到套头衫上的图案,真的觉得自己属于这里了。

但是这时候我们才想起来,我们的时钟在车里,那是一台很旧的钟,它倒着走。我们在沙漠的高速公路上也倒着走。我们并不是到达了燃烧镇,而是已经沿着来时的路离开了燃烧镇。我们曾经在镇子上闲逛,童年时一日一日轻快地掠过,长大后我们窝在书店里写易燃的笑话集和阻燃的诗,略微悲伤的新闻让我们的时间忽快忽慢地保持匀速。后来我们放了一把火,离开了燃烧镇。但是我们的离去是相对的,就像所有属于燃烧镇的事物一样。公路是一条只有左右没有前后的公路。沙漠是没有风的沙漠,我们绕着燃烧镇高速移动,沙漠安静得像一潭湖水。

还有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燃烧镇抛弃了我们,径自一路向西去了。我们失去了玉米糖浆一样的自由和昼夜不同的尺度,一切变得真正地清晰而统一,就这样,我们永久地留在了沙漠里。

Chicken Tikka Masala

系学生活动室里,关着灯就一个人,我饿坏了。终于吃到一碗Chicken Tikka Masala配米饭和蒜香大饼,许多味道一并涌上头来,似乎感官都敏锐了些。我发现活动室比记忆里的更晦暗许多,原来是新冠前重新装修时候加了木头格栅和屏风,淡黄色灯罩换了酒店样式的高级白,取下墙上系主任们的头换了两幅浮世绘,拆掉了装满旧书的木柜子换了封闭式玻璃展示柜,里面稀稀疏疏地用金色支架展示着教授们的著作,伴以多肉植物,一个个整整齐齐在六角形小瓷盆里。整个屋子弄成半亚洲半西洋的一派滑稽模样。一天天地透不过气来又站在几百个厚的“小波分析”边上,多肉植物也会有些打蔫,我越来越觉得不属于这里,不该在小波分析边上再带个一二三载了。

好在Tikka masala真的非常香,我吃了一碗又续了一碗(因为我买了一桶)。想起领外卖的时候路过一家旧书店,那是博一时常去光顾的地方,或是午饭后闲逛,或是周五下午一起去酒吧前在那里等人。那些旧书我也并不购买,就是一本一本翻直到看见熟悉的作者,叹一句“这本听说过”。那时候我其实不喜欢读书,人是靠惯性活着。那年,学长语重心长地通知我,导师永远离开学校的时候,也是在这间书店前,那天我翻到了一本卡夫卡。这竟已是四年多前的事情了,陪我一起吃午饭的几位同学,一半退了学,一半挣扎进更深的泥潭。唯有一人毕了业在岛国吃炸鱼薯条。

但是我堵塞的鼻子似乎放松了许多,浓厚的酱汁卷着米饭一勺一勺下肚,填饱了饥腹甚至还放松了神经。香料分子冲击下,更显得空气确乎是太闷了。我讨厌墙上的假浮世绘,它们并不比那些丑恶的系主任的头像柔和一点点。那些中式屏风和北欧吊灯又有什么意义呢,整个屋子还是一潭死水。唯一有趣的在于窗外一颗老树。校园里的樱花要开了。这让我久违地非常激动:虽然往年并不赏樱只是笑笑这些樱花吸引来的游客,今天我却感到兴奋,我快要加入他们了。等天气暖和,我就到外面去吃我的tikka masala,在水池边、大树下,离开小波分析和系主任的头像。等到花谢了,夏天就到了。夏日里,在日头重新变短之前,我大约可以毕业了。

Provoke

今天读了一篇讲联合赤军和日本“政治的年代”里革命思想变化的文章。我想,虽然日本学者喜欢的宏大叙事不一定准确,但是断代叙事法描摹了一股清晰的思想变迁的过程和影响,就像冰川划过河谷留下的痕迹分辨出其走向。

而同时,中国的革命冰川实质上被搬空了,我从小的教育里,革命这个词变成了一种特有的、固定用法的、表演式的名词,是革命™,是一种样板戏。革命像是宗教物件一样,正确和错误都被束之高阁不许置评。公民运动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字,也都试图剥离其斗争本质,暴动也好、散步也罢,都似乎是从动作来定义思想。这时候我意识到日本学者断代言“梦想的时代”的好处:套在时代思潮的框架下,剥去这些动作,可以试图感知人到底在想什么。隔离思想而独看行动,也是一种霸权的视角。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么看香港、看欧美、看阿拉伯,却不敢看自己。

我对革命的直观冲击印象来自于2014年于芝加哥艺术馆的特展Provoke: between protest and performance photography in japan. 这是一览摄影展,Provoke是日本六七十年代短暂存在的进步杂志,用大量图片记录了一系列的社会斗争,比如成田机场问题和三里塚斗争,黑白图片影相是最有冲击力的。文字描述里总会提到学生思潮,这又是一个我感到陌生的事物。似乎从小的规训总是说,你想得不够周全,你的知识不够多,你需要无止境地学习,年轻时候是什么也不懂的。但也许其实挑战世界改变世界的角色并不一定需要想得明白 —— 这也是我后来看《少女革命》时候恍然大悟的,革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精细的定义、耐心的操演、满怀热情的会议,只能保留下一个空空如也的壳子。最后,因为没有了语言,甚至无法思考。

鞭炮

今天聊起放鞭炮来,才意识到八年没回家过年,北京已经禁炮很久了。现在长大的小朋友听马三立的相声应该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麻雷子”,哪个叫“二踢脚”了。儿时春节前常常住在远郊亲戚舅舅家里,废弃的探矿厂宿舍区,还没有开发成口号为“白领居易”的高级小区,我们在长满杂草的苏式板楼遗骸上,一根根点“白杆儿”——手指粗细长度的白色爆竹,这种炮引线很长,通常五秒钟后才会发出一声脆响。或者拆散的红鞭炮,啪的一声,或者把火药拆出来自制一些更大的爆炸物。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也太危险了。

禁炮之前的两年,鞭炮规范化在专门地点销售。这是激动人心的,虽然贵了几倍,但是花样变得极丰富,老朋友们也变了样,木杆插大炮的“麻杆儿”被禁止,苇杆插小炮的“窜天猴”改名叫了“笛音带响月旅行”,诗意盎然。二踢脚改名双响炮或者双喜炮,包上了红色。再之后就禁止。其实禁止也不是坏事,扰民和危险一直是炮仗无法规避的大问题。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切也与我再没有关系,我童年的炮王生涯止于禁炮这一年。却并不是因为政策原因。新年过后,我挂了一条长长的鞭炮在门口的老玉兰树上,送给刚去世的姥爷。一千响烟炮与响声对我而言第一次含有了实际的意义,这一分钟之内闪过了许多事情,我永远失去了他。第二年我失去了这棵老玉兰树,它倒下的地方建起了保安亭。

再之后,我离开了家。炮响对应的再不是喜庆,而是可能的枪击。

“打印皮卡丘”

昨天在毛象上说我爸闲的没事时候在微信上小程序上学了学python,这是去年年底的事情,聊天记录里我随便应付了两句,其实都没点进去看他在写啥,今天去看了看就是一开始的print语句,这课叫“打印皮卡丘”,print字符串。今天想觉得应该评价两句的,但是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怪难受的,我跟家里真的就没有什么沟通,父母制造的话头基本上也都糊弄过去不太回复,在家时候三个人聊天聊地说得欢,但是一离开家就失踪一样,七八年也没打过多少电话。不知道怎么开口聊自己,只能扯一扯股票啊研究啊之类的。去年父亲疑似癌症,我偷偷哭了两天,也没能憋出一句像样的话来。这件事让我很难受。咨询师说我离开家之后没找到作为成年人和父母沟通的模式,我希望今年能多找找,至少下次我爸给我打印皮卡丘时候能好好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