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cken Tikka Masala

系学生活动室里,关着灯就一个人,我饿坏了。终于吃到一碗Chicken Tikka Masala配米饭和蒜香大饼,许多味道一并涌上头来,似乎感官都敏锐了些。我发现活动室比记忆里的更晦暗许多,原来是新冠前重新装修时候加了木头格栅和屏风,淡黄色灯罩换了酒店样式的高级白,取下墙上系主任们的头换了两幅浮世绘,拆掉了装满旧书的木柜子换了封闭式玻璃展示柜,里面稀稀疏疏地用金色支架展示着教授们的著作,伴以多肉植物,一个个整整齐齐在六角形小瓷盆里。整个屋子弄成半亚洲半西洋的一派滑稽模样。一天天地透不过气来又站在几百个厚的“小波分析”边上,多肉植物也会有些打蔫,我越来越觉得不属于这里,不该在小波分析边上再带个一二三载了。

好在Tikka masala真的非常香,我吃了一碗又续了一碗(因为我买了一桶)。想起领外卖的时候路过一家旧书店,那是博一时常去光顾的地方,或是午饭后闲逛,或是周五下午一起去酒吧前在那里等人。那些旧书我也并不购买,就是一本一本翻直到看见熟悉的作者,叹一句“这本听说过”。那时候我其实不喜欢读书,人是靠惯性活着。那年,学长语重心长地通知我,导师永远离开学校的时候,也是在这间书店前,那天我翻到了一本卡夫卡。这竟已是四年多前的事情了,陪我一起吃午饭的几位同学,一半退了学,一半挣扎进更深的泥潭。唯有一人毕了业在岛国吃炸鱼薯条。

但是我堵塞的鼻子似乎放松了许多,浓厚的酱汁卷着米饭一勺一勺下肚,填饱了饥腹甚至还放松了神经。香料分子冲击下,更显得空气确乎是太闷了。我讨厌墙上的假浮世绘,它们并不比那些丑恶的系主任的头像柔和一点点。那些中式屏风和北欧吊灯又有什么意义呢,整个屋子还是一潭死水。唯一有趣的在于窗外一颗老树。校园里的樱花要开了。这让我久违地非常激动:虽然往年并不赏樱只是笑笑这些樱花吸引来的游客,今天我却感到兴奋,我快要加入他们了。等天气暖和,我就到外面去吃我的tikka masala,在水池边、大树下,离开小波分析和系主任的头像。等到花谢了,夏天就到了。夏日里,在日头重新变短之前,我大约可以毕业了。

Provoke

今天读了一篇讲联合赤军和日本“政治的年代”里革命思想变化的文章。我想,虽然日本学者喜欢的宏大叙事不一定准确,但是断代叙事法描摹了一股清晰的思想变迁的过程和影响,就像冰川划过河谷留下的痕迹分辨出其走向。

而同时,中国的革命冰川实质上被搬空了,我从小的教育里,革命这个词变成了一种特有的、固定用法的、表演式的名词,是革命™,是一种样板戏。革命像是宗教物件一样,正确和错误都被束之高阁不许置评。公民运动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字,也都试图剥离其斗争本质,暴动也好、散步也罢,都似乎是从动作来定义思想。这时候我意识到日本学者断代言“梦想的时代”的好处:套在时代思潮的框架下,剥去这些动作,可以试图感知人到底在想什么。隔离思想而独看行动,也是一种霸权的视角。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么看香港、看欧美、看阿拉伯,却不敢看自己。

我对革命的直观冲击印象来自于2014年于芝加哥艺术馆的特展Provoke: between protest and performance photography in japan. 这是一览摄影展,Provoke是日本六七十年代短暂存在的进步杂志,用大量图片记录了一系列的社会斗争,比如成田机场问题和三里塚斗争,黑白图片影相是最有冲击力的。文字描述里总会提到学生思潮,这又是一个我感到陌生的事物。似乎从小的规训总是说,你想得不够周全,你的知识不够多,你需要无止境地学习,年轻时候是什么也不懂的。但也许其实挑战世界改变世界的角色并不一定需要想得明白 —— 这也是我后来看《少女革命》时候恍然大悟的,革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精细的定义、耐心的操演、满怀热情的会议,只能保留下一个空空如也的壳子。最后,因为没有了语言,甚至无法思考。

鞭炮

今天聊起放鞭炮来,才意识到八年没回家过年,北京已经禁炮很久了。现在长大的小朋友听马三立的相声应该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麻雷子”,哪个叫“二踢脚”了。儿时春节前常常住在远郊亲戚舅舅家里,废弃的探矿厂宿舍区,还没有开发成口号为“白领居易”的高级小区,我们在长满杂草的苏式板楼遗骸上,一根根点“白杆儿”——手指粗细长度的白色爆竹,这种炮引线很长,通常五秒钟后才会发出一声脆响。或者拆散的红鞭炮,啪的一声,或者把火药拆出来自制一些更大的爆炸物。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也太危险了。

禁炮之前的两年,鞭炮规范化在专门地点销售。这是激动人心的,虽然贵了几倍,但是花样变得极丰富,老朋友们也变了样,木杆插大炮的“麻杆儿”被禁止,苇杆插小炮的“窜天猴”改名叫了“笛音带响月旅行”,诗意盎然。二踢脚改名双响炮或者双喜炮,包上了红色。再之后就禁止。其实禁止也不是坏事,扰民和危险一直是炮仗无法规避的大问题。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切也与我再没有关系,我童年的炮王生涯止于禁炮这一年。却并不是因为政策原因。新年过后,我挂了一条长长的鞭炮在门口的老玉兰树上,送给刚去世的姥爷。一千响烟炮与响声对我而言第一次含有了实际的意义,这一分钟之内闪过了许多事情,我永远失去了他。第二年我失去了这棵老玉兰树,它倒下的地方建起了保安亭。

再之后,我离开了家。炮响对应的再不是喜庆,而是可能的枪击。

“打印皮卡丘”

昨天在毛象上说我爸闲的没事时候在微信上小程序上学了学python,这是去年年底的事情,聊天记录里我随便应付了两句,其实都没点进去看他在写啥,今天去看了看就是一开始的print语句,这课叫“打印皮卡丘”,print字符串。今天想觉得应该评价两句的,但是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怪难受的,我跟家里真的就没有什么沟通,父母制造的话头基本上也都糊弄过去不太回复,在家时候三个人聊天聊地说得欢,但是一离开家就失踪一样,七八年也没打过多少电话。不知道怎么开口聊自己,只能扯一扯股票啊研究啊之类的。去年父亲疑似癌症,我偷偷哭了两天,也没能憋出一句像样的话来。这件事让我很难受。咨询师说我离开家之后没找到作为成年人和父母沟通的模式,我希望今年能多找找,至少下次我爸给我打印皮卡丘时候能好好回复一下

Into Moria

读LOTR,护戒队走到了Moria。这个地名与我记忆中的另一处忽然就联系在一起。那是从前,我们夜里潜入图书馆地下室,小心穿过一片楼板之间的空隙,能到达埋在地下的旧图书馆残存地下室。楼梯通向地下二层,墙面上画满了名字和涂鸦,正中间最大的一个涂鸦写着“Moria”。

我们的“Moria”是储存最不重要的文件的地方,这包括旧书、旧报纸和旧档案。空气干燥却含有浓浓的灰尘。旧书的一大部分是钱存训先生的遗物,从台湾寄来的一包包书籍,大部分甚至没有拆封。后来我知道,因为捐入学校的书没法全部入库,有一部分就在图书馆门口贱卖掉,这之中就包括了我在地下室见过的一些书。我用三刀买过一本现代汉语文学英译文选,只记得其中有一些白先勇。这本书搬家时候遗失了。

旧报纸是各种合订本,大部分是来自二十世纪初,我凭记忆认出来的有布拉格晚报、费加罗报、美国音乐和基督科学箴言报。我看到了许多一战/二战战报、欧洲政治,夹杂着那个年代的日用品广告:比如牙膏。我对旧报纸有奇怪的爱好。小学的图书馆恰好存有许多旧报纸,午休时候我逃掉乐队的训练来借报纸翻阅,通常整个阅览室只我一个人。起初是试图寻找我生日那天的报纸,然而渐渐地这些“旧新闻”让我沉醉。当时读的可能主要是“参考消息”里的军事和科技新闻。报纸提供了一个未来未知的生活思想状态切片,我们翻过1947找到1943,但时间并不是这么运转的。

“Moria”里还有许多本该销毁但却不知为什么没有被销毁的文件,主要是40-50年代学校的学生成绩记录、教学通讯(打字机的签字)、和学生档案一类。我只留下的几张照片,其中一组记录了1951年一位Mr. Hipple与英语文学系主任的信件沟通,这位可怜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关于19世纪英国文学中‘美’的研究”被committee否决了。当然,网上的资料表明它最终还是毕业并当了教授。

有时候想起来,很后悔没有多在“Moria”里探索,似乎每次去那探险都有些匆匆,最好忽然就再也没有下一次了。前两年回学校想再去看看。但是发现那扇门怎么也撬不开的时候,甚至感到了一丝宽慰:门锁了,这冒险是不必要的了。似乎在说,算了吧,成年人是不许胡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