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炮

今天聊起放鞭炮来,才意识到八年没回家过年,北京已经禁炮很久了。现在长大的小朋友听马三立的相声应该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麻雷子”,哪个叫“二踢脚”了。儿时春节前常常住在远郊亲戚舅舅家里,废弃的探矿厂宿舍区,还没有开发成口号为“白领居易”的高级小区,我们在长满杂草的苏式板楼遗骸上,一根根点“白杆儿”——手指粗细长度的白色爆竹,这种炮引线很长,通常五秒钟后才会发出一声脆响。或者拆散的红鞭炮,啪的一声,或者把火药拆出来自制一些更大的爆炸物。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也太危险了。

禁炮之前的两年,鞭炮规范化在专门地点销售。这是激动人心的,虽然贵了几倍,但是花样变得极丰富,老朋友们也变了样,木杆插大炮的“麻杆儿”被禁止,苇杆插小炮的“窜天猴”改名叫了“笛音带响月旅行”,诗意盎然。二踢脚改名双响炮或者双喜炮,包上了红色。再之后就禁止。其实禁止也不是坏事,扰民和危险一直是炮仗无法规避的大问题。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切也与我再没有关系,我童年的炮王生涯止于禁炮这一年。却并不是因为政策原因。新年过后,我挂了一条长长的鞭炮在门口的老玉兰树上,送给刚去世的姥爷。一千响烟炮与响声对我而言第一次含有了实际的意义,这一分钟之内闪过了许多事情,我永远失去了他。第二年我失去了这棵老玉兰树,它倒下的地方建起了保安亭。

再之后,我离开了家。炮响对应的再不是喜庆,而是可能的枪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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