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cken Tikka Masala

系学生活动室里,关着灯就一个人,我饿坏了。终于吃到一碗Chicken Tikka Masala配米饭和蒜香大饼,许多味道一并涌上头来,似乎感官都敏锐了些。我发现活动室比记忆里的更晦暗许多,原来是新冠前重新装修时候加了木头格栅和屏风,淡黄色灯罩换了酒店样式的高级白,取下墙上系主任们的头换了两幅浮世绘,拆掉了装满旧书的木柜子换了封闭式玻璃展示柜,里面稀稀疏疏地用金色支架展示着教授们的著作,伴以多肉植物,一个个整整齐齐在六角形小瓷盆里。整个屋子弄成半亚洲半西洋的一派滑稽模样。一天天地透不过气来又站在几百个厚的“小波分析”边上,多肉植物也会有些打蔫,我越来越觉得不属于这里,不该在小波分析边上再带个一二三载了。

好在Tikka masala真的非常香,我吃了一碗又续了一碗(因为我买了一桶)。想起领外卖的时候路过一家旧书店,那是博一时常去光顾的地方,或是午饭后闲逛,或是周五下午一起去酒吧前在那里等人。那些旧书我也并不购买,就是一本一本翻直到看见熟悉的作者,叹一句“这本听说过”。那时候我其实不喜欢读书,人是靠惯性活着。那年,学长语重心长地通知我,导师永远离开学校的时候,也是在这间书店前,那天我翻到了一本卡夫卡。这竟已是四年多前的事情了,陪我一起吃午饭的几位同学,一半退了学,一半挣扎进更深的泥潭。唯有一人毕了业在岛国吃炸鱼薯条。

但是我堵塞的鼻子似乎放松了许多,浓厚的酱汁卷着米饭一勺一勺下肚,填饱了饥腹甚至还放松了神经。香料分子冲击下,更显得空气确乎是太闷了。我讨厌墙上的假浮世绘,它们并不比那些丑恶的系主任的头像柔和一点点。那些中式屏风和北欧吊灯又有什么意义呢,整个屋子还是一潭死水。唯一有趣的在于窗外一颗老树。校园里的樱花要开了。这让我久违地非常激动:虽然往年并不赏樱只是笑笑这些樱花吸引来的游客,今天我却感到兴奋,我快要加入他们了。等天气暖和,我就到外面去吃我的tikka masala,在水池边、大树下,离开小波分析和系主任的头像。等到花谢了,夏天就到了。夏日里,在日头重新变短之前,我大约可以毕业了。

Provoke

今天读了一篇讲联合赤军和日本“政治的年代”里革命思想变化的文章。我想,虽然日本学者喜欢的宏大叙事不一定准确,但是断代叙事法描摹了一股清晰的思想变迁的过程和影响,就像冰川划过河谷留下的痕迹分辨出其走向。

而同时,中国的革命冰川实质上被搬空了,我从小的教育里,革命这个词变成了一种特有的、固定用法的、表演式的名词,是革命™,是一种样板戏。革命像是宗教物件一样,正确和错误都被束之高阁不许置评。公民运动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字,也都试图剥离其斗争本质,暴动也好、散步也罢,都似乎是从动作来定义思想。这时候我意识到日本学者断代言“梦想的时代”的好处:套在时代思潮的框架下,剥去这些动作,可以试图感知人到底在想什么。隔离思想而独看行动,也是一种霸权的视角。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么看香港、看欧美、看阿拉伯,却不敢看自己。

我对革命的直观冲击印象来自于2014年于芝加哥艺术馆的特展Provoke: between protest and performance photography in japan. 这是一览摄影展,Provoke是日本六七十年代短暂存在的进步杂志,用大量图片记录了一系列的社会斗争,比如成田机场问题和三里塚斗争,黑白图片影相是最有冲击力的。文字描述里总会提到学生思潮,这又是一个我感到陌生的事物。似乎从小的规训总是说,你想得不够周全,你的知识不够多,你需要无止境地学习,年轻时候是什么也不懂的。但也许其实挑战世界改变世界的角色并不一定需要想得明白 —— 这也是我后来看《少女革命》时候恍然大悟的,革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精细的定义、耐心的操演、满怀热情的会议,只能保留下一个空空如也的壳子。最后,因为没有了语言,甚至无法思考。

鞭炮

今天聊起放鞭炮来,才意识到八年没回家过年,北京已经禁炮很久了。现在长大的小朋友听马三立的相声应该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麻雷子”,哪个叫“二踢脚”了。儿时春节前常常住在远郊亲戚舅舅家里,废弃的探矿厂宿舍区,还没有开发成口号为“白领居易”的高级小区,我们在长满杂草的苏式板楼遗骸上,一根根点“白杆儿”——手指粗细长度的白色爆竹,这种炮引线很长,通常五秒钟后才会发出一声脆响。或者拆散的红鞭炮,啪的一声,或者把火药拆出来自制一些更大的爆炸物。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也太危险了。

禁炮之前的两年,鞭炮规范化在专门地点销售。这是激动人心的,虽然贵了几倍,但是花样变得极丰富,老朋友们也变了样,木杆插大炮的“麻杆儿”被禁止,苇杆插小炮的“窜天猴”改名叫了“笛音带响月旅行”,诗意盎然。二踢脚改名双响炮或者双喜炮,包上了红色。再之后就禁止。其实禁止也不是坏事,扰民和危险一直是炮仗无法规避的大问题。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切也与我再没有关系,我童年的炮王生涯止于禁炮这一年。却并不是因为政策原因。新年过后,我挂了一条长长的鞭炮在门口的老玉兰树上,送给刚去世的姥爷。一千响烟炮与响声对我而言第一次含有了实际的意义,这一分钟之内闪过了许多事情,我永远失去了他。第二年我失去了这棵老玉兰树,它倒下的地方建起了保安亭。

再之后,我离开了家。炮响对应的再不是喜庆,而是可能的枪击。

Into Moria

读LOTR,护戒队走到了Moria。这个地名与我记忆中的另一处忽然就联系在一起。那是从前,我们夜里潜入图书馆地下室,小心穿过一片楼板之间的空隙,能到达埋在地下的旧图书馆残存地下室。楼梯通向地下二层,墙面上画满了名字和涂鸦,正中间最大的一个涂鸦写着“Moria”。

我们的“Moria”是储存最不重要的文件的地方,这包括旧书、旧报纸和旧档案。空气干燥却含有浓浓的灰尘。旧书的一大部分是钱存训先生的遗物,从台湾寄来的一包包书籍,大部分甚至没有拆封。后来我知道,因为捐入学校的书没法全部入库,有一部分就在图书馆门口贱卖掉,这之中就包括了我在地下室见过的一些书。我用三刀买过一本现代汉语文学英译文选,只记得其中有一些白先勇。这本书搬家时候遗失了。

旧报纸是各种合订本,大部分是来自二十世纪初,我凭记忆认出来的有布拉格晚报、费加罗报、美国音乐和基督科学箴言报。我看到了许多一战/二战战报、欧洲政治,夹杂着那个年代的日用品广告:比如牙膏。我对旧报纸有奇怪的爱好。小学的图书馆恰好存有许多旧报纸,午休时候我逃掉乐队的训练来借报纸翻阅,通常整个阅览室只我一个人。起初是试图寻找我生日那天的报纸,然而渐渐地这些“旧新闻”让我沉醉。当时读的可能主要是“参考消息”里的军事和科技新闻。报纸提供了一个未来未知的生活思想状态切片,我们翻过1947找到1943,但时间并不是这么运转的。

“Moria”里还有许多本该销毁但却不知为什么没有被销毁的文件,主要是40-50年代学校的学生成绩记录、教学通讯(打字机的签字)、和学生档案一类。我只留下的几张照片,其中一组记录了1951年一位Mr. Hipple与英语文学系主任的信件沟通,这位可怜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关于19世纪英国文学中‘美’的研究”被committee否决了。当然,网上的资料表明它最终还是毕业并当了教授。

有时候想起来,很后悔没有多在“Moria”里探索,似乎每次去那探险都有些匆匆,最好忽然就再也没有下一次了。前两年回学校想再去看看。但是发现那扇门怎么也撬不开的时候,甚至感到了一丝宽慰:门锁了,这冒险是不必要的了。似乎在说,算了吧,成年人是不许胡闹的。

我的小说

我的写作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小时候时兴写博客,父亲每周在网上写,母亲也写。那我怎么办,我就也写;高中时候囫囵吞枣看了许多书,伤春悲秋,似乎全世界都欠我的,愤而狂写。十八岁之后我就什么也没再写过,因为似乎我的使命除了学数学之外,还有一条是要写一部伟大的作品,为此我分析了我的作者品质问题,第一条就是生活经验不足,需要花几年时间体验生活。昨天听podcast里一个喜欢的文学教授讲现代作者的问题,就提了这一点。然而后来,我的生活是体验了,但是感官也变得迟钝了,还管他什么狗屁伟大作品。

小时候读鲁迅,小说杂文一通猛啃,之后写文字也些想带一点五四的句法,后来我读科塔萨尔和南美魔幻现实主义,寻找La Maga打游击战跟随阿尔特米奥克洛斯穿过森林遇到乱七八糟的火,我想写一部意识流,把它塞进尤利西斯的肠子里某个尚且不太满的角落。大学时候读耶稣之子和酸性文学,就又希望自己也能来上一管子,吐出些浓稠的文字来,你一只脚踩进去,就会被粘住。然而虽然宿舍对面的小子就在卖猛药,我一次也没感问他,因为会耽误我学习数学。后来我读了一大堆的莫迪亚诺,所有的小说都写成一个样,我也一本一本看下去,看完就去学校图书馆的楼顶,实验楼的地下室,各种不该去的地方转悠寻找过去的影子,美国哪儿有什么过去,更别提过去的影子。我学会写他那种一路下行的句子,每句都从记忆海马体里挤出来,绕着巴黎地图三圈,最后遁到时间摩擦的缝隙里去不见踪迹。最近读了王小波,我又成了贫嘴王二,反复观察我和世界荒谬的辩证统一关系。

但是王二说的一些话确确实实地戳到了我,王二说孩子确实会相信一些神奇,那时候不怕太阳晃眼,诸多情绪还没有离开身体,都附在身上像一把把小伞,人就像一个蒲公英,后来散落了一地。对我而言那神奇就是,总有一天,当我学了足够多的数学,我会写一本小说。这是我十六岁时候坚信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会写什么,我会用鲁迅还是鲁尔福的语气,但是我就是这么坚信的。这之后我去寻找生活,还顺便学了很多数学,到头来看了王二才明白,原来那本小说我十六岁就已经写好了,只不过它不在那里,也不在这里。神奇是一种感觉,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寻不到,也读不到,但是实质上就在那里。反过来,我长大成人去寻找生活,也就直接被吞噬了。

对象经常会给我念我那时候写的怪文章,她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是那么一个人,我起初觉得很羞耻,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后来慢慢也适应了,不光是适应,而且接受了这样一个自己,就是个矫情的人。昨天早上忽然想到,也许父亲当年在论坛上写儿时打猪草,在河里玩可以浮起来的塑料扑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在写自己的伟大作品。我俩都是矫情的人。矫情这件事本身,是不足以支撑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好在它有个不大不小的副作用,它让击打键盘这件事变得快乐。好在这快乐过了近十年,终于回到了我身上

千面佛龛

原来住过的街区,街道正中间,一幢硕大的贝聿铭设计的长方形公寓把路劈开。每次走过的时候,看那些小小的窗户,想到我的同学和助教们都住在里面。某一年我参观了开封市的繁塔,回来突然意识到,这座公寓楼就像一座千面佛龛,每个人属于他们自己的格子里。这佛龛外面是个复杂的世界,图书馆火车站和黑帮火并的公园,还有奥巴马最喜欢的牛排店。救火车绕着下半圈路从夜里奔出去,救护车绕着上半圈路从湖里奔回来。再后来我在一门课里学“碑性”,原来墓也是碑山也是碑,当时我就明白这栋楼其实是H市gentrification的纪念碑,它代表了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也无法由它解决的问题。属于黑人的街区拆散踏平,属于白人的街区紧张地缩起来,警察拉起黄黑色的线条分割,武装越来越厉害,手电筒找不到的地方,模糊地笼罩在湖水的雾气里。当人们在讨论该不该增加警察还是减少警察的时候,我们在千面佛龛里静止不动。有时候会从小小的窗子里听见枪声。

繁塔在开封市一片居民区中间,只是个小小的破旧院子,曾经的高塔在明朝被砍去了顶部,隐在市井里。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天上飞过了许多架运-8军用飞机,低飞得可以见到编号,我记忆里的佛塔就总伴随着轰鸣声,震耳欲聋,让人无法凝视观察佛像的区别。而贝聿铭的那做长方形的建筑,现在我明白,也是一座碑,一座塔,这似乎是一回事。北宋的开封人修塔的时候,H市的学校和地方官在筹划地区复兴计划“Project A”。按照贝聿铭的设计,街道一分为二,楼体也一分为二。南北楼分属两个不同的邮编,住在南楼的日子里,夜夜掠过救火车的嘶叫,惊醒时街灯穿过百叶窗射进来。若是这栋楼并不在道正中间把路劈开为二,也就不会有这般大的声音。但是如若不然,这碑就倒下来化为虚无。悟出这道理的那夜我路过南楼,看各家窗口或明或暗,在救火车的巨大响声里,千面佛龛四个字忽然浮现,嵌在我的脑子里。它和繁塔合二为一了。

葡萄藤

家里发来照片。姥姥家的老房子搬空了。只剩下我和太姥姥一起栽下的葡萄藤,和一颗高大的香椿树。不胜伤感。我似乎还能闻见这间房木头的气味,儿时清凉的炎热夏日,初学做饭时热闹的厨房,和失去的亲人。两年没能回国错过了好多事情。没能告别老房子也是其中一桩

恰好睡前在听蔡琴翻唱的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夜色茫茫罩四周
天边新月如钩
回忆往事恍如梦
重寻梦境何处求
人隔千里路悠悠
未曾遥问心已愁
请明月代问候
思念的人儿泪常流

真是回忆往事恍如梦,重寻梦境何处求

香椿

春天,想吃香椿了。原来院子里有一大棵香椿树,到了季节,和父亲一起拿着尖头带勾子的木杆摘香椿芽,泡一泡加点盐焯水之后,剥开外层的皮直接吃里面嫩绿色的部分。叶子炒鸡蛋,香喷喷。一家人就着馒头吃。院子里的这棵香椿树,架上我一岁时候和太姥姥一起种的葡萄树,墙根那棵总把果子长到墙外的石榴树,和墙外那棵壮硕的玉兰树,小小的院子有我许多回忆。移走玉兰树的那年,我们花了很久在医院里陪老人,香椿不摘老在树上,凭空多了许多枝叶,石榴倒是被邻居孩子偷了去,大伯坐在香椿树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建筑工地吵吵闹闹,屋里少了人缺冷清了不少。那年我离开了家,再也没在春天回来过。香椿的滋味已然模糊在记忆里了。到底是甘甜还是苦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