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起放鞭炮来，才意识到八年没回家过年，北京已经禁炮很久了。现在长大的小朋友听马三立的相声应该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麻雷子”，哪个叫“二踢脚”了。儿时春节前常常住在远郊亲戚舅舅家里，废弃的探矿厂宿舍区，还没有开发成口号为“白领居易”的高级小区，我们在长满杂草的苏式板楼遗骸上，一根根点“白杆儿”——手指粗细长度的白色爆竹，这种炮引线很长，通常五秒钟后才会发出一声脆响。或者拆散的红鞭炮，啪的一声，或者把火药拆出来自制一些更大的爆炸物。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也太危险了。
禁炮之前的两年，鞭炮规范化在专门地点销售。这是激动人心的，虽然贵了几倍，但是花样变得极丰富，老朋友们也变了样，木杆插大炮的“麻杆儿”被禁止，苇杆插小炮的“窜天猴”改名叫了“笛音带响月旅行”，诗意盎然。二踢脚改名双响炮或者双喜炮，包上了红色。再之后就禁止。其实禁止也不是坏事，扰民和危险一直是炮仗无法规避的大问题。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切也与我再没有关系，我童年的炮王生涯止于禁炮这一年。却并不是因为政策原因。新年过后，我挂了一条长长的鞭炮在门口的老玉兰树上，送给刚去世的姥爷。一千响烟炮与响声对我而言第一次含有了实际的意义，这一分钟之内闪过了许多事情，我永远失去了他。第二年我失去了这棵老玉兰树，它倒下的地方建起了保安亭。
再之后，我离开了家。炮响对应的再不是喜庆，而是可能的枪击。